瑞士記者看台北
分類： 國際櫥窗 | 作者：顏敏如 | 日期： 1月 23rd, 2007 | 語言：簡繁 / 中英
約是傍晚時分，高架公路下的汽車、機車陣靜止著等紅燈轉綠。路旁的住宅公寓前有個兩塊方形木板並排架高的檳榔攤。攤子本身是個可移動的小空間，四個生銹的小輪子由四塊紅磚頂著，攤子周圍排列著霓虹燈管，電源當然由某個住家牽延出來披披掛掛的電線所提供。小空間裡坐著一個染紅長髮、半露酥胸、正在製作檳榔的妙齡女郎。攤子下半部貼著「持續旺盛精神」的蠻牛飲料海報、白底黑字的「雙子星、菁仔、葉仔」，以及紅底黑字「徵小姐，意者請內洽」的老舊紙張。
上述種種是一張照片的大概內容，照片下有一行字：「對計程車司機與卡車司機而言，只要有開深口的上衣，價錢高些也值得：臺北銷售檳榔的女子」。照片由蘇黎世一家新聞性週刊在今年（2006）六月初刊出，是配合題目「在危險地域生活」文章的全頁照片。週刊國際版主編攤開剛到手的雜誌，指著檳榔西施的玉照，說：「這真是藝術！」這話響在耳中，筆者卻必須先移除自己的背景情緒，才能坦蕩地聽進他中立的誠意。
文章的作者David Signer五月份在臺北及其近郊停留了兩週。赴台之前，他看了台灣導演的電影、讀了台灣作者的翻譯小說、搜集有關資料，並請筆者提供採訪名單及相關訊息。這位在採訪前做過周全準備的文字記者，在文章一開頭寫道：「台灣有世界最長每年2282小時的工作時間，是人口密度第二大地區，有第三大外匯存底，平均每人擁有1.14支手機，筆記型電腦的生產居領導地位，是世界20個工業先進國之一，有著倒數第四名的性生活、最不快樂的女人，以及最多近視眼。這些現象彼此之間是否有任何關聯？」
Signer的台北行讓他感受到台灣人生活的壓力，以及從壓力衍生的矛盾與反邏輯。他將嚴謹的儒家工作態度、同性戀俱樂部、piercing流行趨勢齊頭並行，IT產業高樓、寺廟、24小時商店平行存在的現象，歸因於解嚴後，從獨裁過渡到民主，整個社會只以20年時間迅速現代化、自由化的結果，並認為，經濟上有著雄厚實力，政治上卻遭到嚴重隔離的台灣，是個急欲向世界展現自己是較好中國的巨大侏儒；台灣的清醒與嚴陣以待一如以色列，深怕只要一放鬆，便要往下墜落。
除了在大城裡可以看到「肢體語言」之外，Signer觀察到，台灣人的兩性關係古板而害羞，所以檳榔少女以及穿極少衣服女孩賣壯陽藥的現象，應該對某些人是某種滿足程度的替代。而葬禮電子花車上的清涼秀，吸引識與不識的人（包括孩子）前來「告慰」死者，以及飲食上強調某些食品「對男人很好」，均是遭到扭曲抑鬱兩性關係的「出口」或另種形態的呈現。
後來Signer在以電郵傳送初稿給筆者並再次約見時曾提到：「很奇怪，臺北的媒體人似乎都不快樂。」他在文章中也敘述，某位女記者晚上下班後還和孩子玩電腦、吃宵夜。她可以第二天晚起，孩子卻必須一早趕上學。這種剝奪孩子睡眠時間以滿足自己認可標準的親子關係，對孩子的情緒與腦力只有負面影響，記者卻以「培養孩子堅忍的性格」為此一情況正名。
Signer以探討臺北為何是個不夜城為主軸出發，他看到計程車裡有電視、餐廳飯店桌上有電視，手機可裝置GPS、搭乘捷運也可收發電子郵件等等，台灣人佈下了無處不忙、無時不為自己製造緊張的天羅地網；也由於企圖獨立生存的壓力，以及體制迅速變遷所帶來的社會失衡現象，使得臺北人「風水好，鐵窗更好」地，既敬畏自然與未知，卻也為了保存已有而不惜與醜陋為伍，為生活拼摶。
與Signer同行的攝影記者Andri Pol除了拍攝前述的「檳榔藝術照」之外，在廣場上跳晨舞的婦女也成了他的工作對象。一個穿著緊身翠綠超短迷你裙、頭戴加長前沿空心帽的中年太太，或許應Pol之邀，提手扭臀，理所當然地展示著她不捨得失去的青春。另張照片裡是個頭戴繡有紅色X宮鮮黃棒球帽的矮小中年男子正腮漲脖粗地吹著嗩吶，旁邊站著上下堆疊的舊木床，床上床邊隨意堵放著說不出所以然的雜物。
此外，利用地下捷運一角擺設座椅，讓退休市民透過卡拉OK重溫往日情懷；畫黑眼眶、留著妹妹頭的少女在髒亂的小店裡，正由與她年齡相彷的年輕男孩在她腰背處刺青等等，全成了攝影師狩獵的對象。這些及其他幾張照片不僅未拍出臺北人對整個環境的期許與想像，反而是與誠品總店氣勢及凱達格蘭大道景觀背道而馳，令人沮喪消沈後街巷弄的頹敗與粗鄙。
筆者自忖，Signer如果以IT產業高樓、寺廟、24小時商店並存的現象做為判斷台灣社會失衡的標準之一，除了建築物外觀所透露的不對稱訊息之外（正面氣派堂皇，屋後電線、油污交雜的現象…），在這些地方移動人員的行為舉止（自信沈穩與穿著拖鞋叭啦走、目中無人大聲說話的對比…）必定也將教養與素質差異表現得一覽無遺。
當曾任政黨主席者提議過要帶現任的民選總統夫人去看猛男秀，而第一夫人也欣然答應，並玩笑地責怪對方為何尚未兌現承諾；當一個知識份子把帶有「給你祖媽做…」辭句的網路遊戲看成是「年輕人玩玩嘛」那般的無傷大雅；當另一個知識份子把新聞訊息夾雜在繁複的重色彩區塊間，使得顏色圖片勝過內容，讓日報成為畫報，並認為是好看時，我們如何要求外國人拍攝我們對臺北的「夢想」？
Signer的報導叫人沈重，Pol的照片令人沮喪。在一個不將美學訓練（而把摩登當成高品味…）、不將哲學推論（而分不清就事論事與人身攻擊的差別…）、不將法律常識（而拒絕接受法令先行，道德殿後的道理…）、不將人文素養（以致語言文字暴力充斥媒體…）納入義務教育體制所呈現出來的社會面貌，正是瑞士記者並未錯看臺北的那一切。
